公民基本权利具有约束所有国家活动的效力，只要是侵犯了人的尊严，不当地限制了公民基本权利，哪怕是议会的立法，也是无效的。
[16]我国少数学者只是初步提出了比例原则应当包括目的正当性原则，但对此问题并没有展开具体论述。[16]许玉镇：《比例原则的法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判断某一正当目的是否有必要实现，应当综合考虑拟实现目的所促进的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拟实现目的所造成的损害的大小性、被限制权利的种类与性质等多种因素。总的来说，对于目的正当性判断，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首先，否定明显不正当的目的。然而，随着规制国的兴起，特别是自进入21世纪以来，政府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相比以前来说更多、更复杂，各种各样诸如风险预防、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产等等之类的问题大量涌现，从而使得政府频繁通过限制公民权利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摘要: 传统的三阶比例原则在规范结构上并不包括目的正当性原则，这与其产生时无法律便无行政的自由法治国历史背景有关。对于不同的案件，美国法院会首先确定适用何种审查强度，然后再根据不同的审查强度的要求，分类审查公权力行为的目的正当性。
[17] Steffen Detterbeck,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mit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10. Aufl., München: Beck, 67(2012)． [18] See Francisco J. Urbina, A Critique of Proportionality, 57 Am. J. Juris.49, 49(2012)． [19] See Aharon Barak, Proportionality: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their Limit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29-548(2012)． [20] Carl Gottlieb Svarez, Vortr?ge über Recht und Staat, Hrsg. von Hermann Conrad und Gerd Kleinheyer, K?ln und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486 (1960)． [21] 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ischen Staaten, §10 II 17. [22] PrOVGE9, 353-Kreuzberg-Urteil. [23] PrOVGE9, 353(384)-Kreuzberg-Urteil. [24] Joachim Rott, 100 Jahre Kreuzberg-Urteil des PrOVG, NVwZ363, 363(1982)． [25] Otto Mayer, Deutsches Verwaltungsrecht, Leipzig: Duncker Humblot, 267(1895)． [26] Das Preu?ische Polizeiverwaltungsgesetz, vom 1. Juni 1931, §41(2)． [27]邵建东：《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德国法治国家的经验教训及启示》，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4年秋季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所以狭义比例原则是在目的正当性的前提下，对公权力行为者限制公民权利目的的进一步评价，即评价正当目的是否有必要实现。司法实践中对此态度并不明确。
然而，在村规民约性质、村规民约制定的程序规范、村规民约的制定主体的规定、村规民约的救济途径等各个方面规定，法律是空白的。其建立在切实的利益上，不是本能理性理智。其次，民委员会只是执行机构。一般来说，其内容界限在政务与村民个人事务界限上。
比如，《乌镇镇碓坊桥村村民自治章程》第4条：本章程既是村民委员会实施村务管理的工作规程，也是全体村民的行为规范，无论干部群众都必须遵守。3、流动人口 依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当然属于是村民委员会成员。
再然，就是人口的流动，使群体人不再同属于一种文化，而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对法律的信仰远甚于对村规民约的信仰，此时，法律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4、刘星：《走进现实的法律生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社会契约理论是古典自然法学家的关于国家形成的著名理论，虽然其被历史法学派批判之非历史性，是历史的政治神话。当然，其特征也不仅如下几点，包括民间性和自治性等，本文对此不再赘述。
当政府基于村规民约不合理而拒绝备案时，法院是否可以基于自身的合法性审查结果而判决法院予以备案？一般认为是不可以的，这里必须优先考虑政府的合理性审查，否则结果会带来政府的合理性审查权被诉讼制度架空的危险 总而言之，救济的途径是多样的，但诉讼的模式是有限的。当然在村规民约的遵守上，其道德性要求是更重要的，因为村规民约是不存在强制性实施的，即使村民不遵守也不会带来直接的强制性结果。小国的治理可以是国家的从上而下的管理，涉及到方方面面。传统只认为在国家内部有分权，法学今天的发展将社会从国家的严密管制中解放出来。
村规民约，是以村为单位的公民依据法律制定的，调整村民行为、维系一村秩序、实现自我约束的规范，是我国农村社会重要的自治制度。2、崔智友：《中国村民自治的法学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本文将就村规民约的法学问题与其在乡土社会构成的法治范式进行讨论研究，以期走进农村的法律生活。村民委员会是实施执行村规民约，村规民约的最终的解释权在哪里呢？一般而言，最终的解释权属于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但是村民大会可以授权常设机构村民委员会解释。
对村民规章与村规民约进行技术区分比较困难。村规民约是存在于熟人社会的制度，其基本要求是人口的相对稳定。8、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禁夜行无火，停往外来流氓。像这种化法为规的村规民约模式并不能实现普法作用，相反，其使法律有了地域性，降低法律的威严。同时其惩罚条款屡屡和现行的法律不一致，或是涉及到刑法规定的内容，又或是其成为现行法律的解释版本，口语化版本，更或是简单的复制。
中国法文化有着无讼耻讼贱讼的传统，村规民约的主要救济方法是民间调解，如古代之私了官批民调，为保障村民的权利，司法的介入是必要的，司法救济问题将于下文做详细阐述，在此不做赘述。基于这一点考虑，在村规民约的民主制定中运用协商民主。
村民自治是一种自治权利，而不是自治权力。其次，我国的儒家文化与宗法制度对村规民约生成的促进。
而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有了更多身份上的考虑，根本上缘于我国小农经济的农村现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当代中国法律渊源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章程，经济特区的规范性文件，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国际条约、国际惯例。
正源于法律粗糙与缺失，现今的村规民约存在无法可依的状态。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两种秩序，自发秩序和扩张秩序，源于人类的自负，自发秩序总是容易被忽视。（一）村规民约制定主体的理解与适用 村规民约的制定主体是村民大会与村民代表大会，这里谈的村规民约规范主体主要包括什么人可以成为村民大会成员并参与制定村规民约问题，法律未对此做详细规定。订立村规民约的权利，不是政治权利，笔者比较倾向于将其界定为民事权利。
村民契约有着平等性，反复试错性等特征，其在模式上也是订立而非签订。2、村规民约实现民主的最大功效 村规民约所带来的民主正面意义是更具体的。
我国一直没有依法治国的传统，其原因很要追寻到宗法制度。这是我国农村实践中对民主所应防范的。
议案提起主体可以包括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委员会，以及占村庄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的村民提出制定村规民约的议案。（一）非法律性 1、村规民约属于非法律规范 村规民约虽然具有明显的规范特征，但是其并非法律。
并且这个独有的制度甚至不是理性构建的，其存在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息息相关，村规民约根植于中国乡土社会。村规民约也是被历史实践了的制度。备案的目的是使其更加规范化，也便于政府管理。再然关于行政监督，即是基层政府的介入，其监督地方村规民约的合法合理。
（六）城市化与人口流动对村规民约的解构 谢晖教授认为，城市化与人口流动对村规民约的解构是切实存在的。对于违法的村规民约，政府有权不予备案，通知其纠正。
7、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85年版。如《西瓜村村规民约》第7条：对在公路上乱停乱放车辆，多次告诫不听者将进行50-200元处罚。
在制定村规民约时，村民极易受到蛊惑，或是集体在错误的的逻辑与思想下，作出伤害少数人的正当权益，而少数人的意见被民主制度抗拒在外。而在国家权力与村规民约这种民主模式的制度博弈中，村规民约带来的秩序多元化可以弥补国家理性构建的秩序缺陷。
